剛剛飛抵北京的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打了趟出租車，想再一次驗證自己關于“放開出租車數量管控”的提案。因為遭遇早高峰，即使隨行人員用了時下熱門的打車軟件，等了二十分鐘，也沒成功打上車，最后還是坐了黑車(3月4日《新京報》)。
《政協委員李書福遇打車難坐黑車趕赴會場》，看罷這則新聞的標題，這本身不就是一個政協提案嗎?而作為來參加本次政協會議的李書福這么做的目的，就是再一次驗證自己關于“放開出租車數量管控”的提案。代表委員帶著如此認真調查研究的態度，無疑才會拿出較有說服力的建議或提案。
與李書福經歷相似的是盯著“轉基因”的崔永元委員。為了這個提案，崔永元自費到日本、美國進行了4次調查，不管結論如何，起碼經過大量調查，是有其發言權的。
我們從崔永元和李書福的提案“路徑”來看，欣喜地看到了一種老傳統的回歸——“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一個提案或建議，從動議到最終在兩會上提交，肯定不是“寫寫畫畫”，而是要經過深入而又廣泛的調查方可成型，正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也正是建立在艱苦的調查研究，甚至是自費調查取證之上，也才使得類似的提案或建議不僅來之不易，而且有分量，更加值得關注。
以前每次兩會上都會出現一些所謂“雷語”，其實大多數是“紙上文章”，甚至之前根本沒有進行必要的調查，或是道聽途說，或是閉門造車，或是馬虎了事，或是被動應付，最終才導致了一些委員或代表無話可說或無話找話，也才使得他們要不成了兩會的“旁聽生”，要不就是瞎說一通，既浪費了極其寶貴的建言獻策的良機，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正常的討論。
所以，我們要重新提倡“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不僅代表委員自身要自覺遵從這個規律，而且作為兩會的組織者也該對代表委員的建議或提案作出類似的規范，即要求代表委員提供充分的調查依據，何況這樣的要求本身就是作為代表委員自身最為基本的履職條件，一個輕視搞調查研究的代表委員，公眾還怎么指望其提出什么好的建議和提案?而當夸夸其談、不著邊際的兩會發言一旦出現，我們則希望會議的組織者果斷說“不”，不要再讓那些沒有調查的代表委員搶占了兩會寶貴的“發言權”。(江蘇 周稀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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